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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_百度百科

范式定位:从逻辑和历史的结合上定位中国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看成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根据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确立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是陈世清先生建构中国经济学话语权的切入点。陈世清认为,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萌芽运用到现代成熟的经济学中,形成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中国经济学范式体现出来的人类经济学的范式。 [1-2]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也应该以历史事实,而不是以假设为自己的出发点。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具体的经济学公理只能从东方开始,从中华民族的对称思维方式开始,从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开始。以假设为自己出发点的西方经济学只是人类经济学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片段,中国当代经济学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西方经济学不是标准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标准不是一般经济学的标准。 [3] [4] [5] [1-2] [6-7] 中国经济学起源与发展 编辑 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王亚南很早就有清晰的建设思路,指出:“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经济研究的创建阶段,有接续的两大任务必须完成:(1)在消极方面,需要对阻碍中国经济认识的诸种理论,特别是同商业资本一样猖獗的那些商人意识,加以无情地批判;(2)在积极方面,需要依据正确的经济理论,就中国经济过渡的转型性质,采用发展的、全面的以及比较的方法,从中发掘中国经济的若干基本运动的倾向与规则。这两个任务显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中国经济学,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约定俗成的称谓,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曾经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旧中国政治经济学概貌和主要矛盾、发展方向。以中国全体——历史全体、文化全体——为研究对象,方可打造“中国政治经济学”。刘永佶做了很好的继承研究,写下专著:《中国官文化批判》(2000)、《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2004)、《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2010)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探究》(2015)。专论也不少,如陈世清《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2009),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2015)。这些研究无不强调经济学的民族历史本位与现代创新原则,并且都考虑到了最新学术发展态势。 可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传统,服务现代,走古今、中西结合发展的道路,乃是其基本方向。应着眼这种思路,重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引导中国主流的经济学。 [14] [15] 中国经济学学科发展 编辑 中国人创立的高度原创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王亚南在经济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极力倡导“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他认为经济科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应该面对中国的实际,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建立“中国经济学”。王亚南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中国经济原论》,被誉为中国的《资本论》。这些给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者的研究以极大的启发。同时,陈世清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经济学理论体系与经济学研究范式。它具有高度原创性,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比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更具备科学性,并且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的特殊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科学本身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发展有时空层次统一的规律。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本来不应该有“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之分。“中国经济学”概念的提出,反映出人们认识到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许多缺陷,很难解释和应用于中国经济实践。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应当能够带来理论上的重大进展。中国学者应当能够对经济学做出特殊的、重大的贡献,从而建立以“中国经济学”命名的新的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这是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人类的贡献。 [3] [4] [5] [1-2] [6-7] [16]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萌芽运用到现代成熟的经济学中,经济学范式,是通过中国经济学范式体现出来的人类经济学的范式。所以,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核心价值、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有本质不同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核。中国经济学范式是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深层结构。 [3] [4] [5] [2] [6-7]归结起来认识,中国经济学是多路向研究的工作合流,以《资本论》研究体系为地基,在多学科的融会贯通中突出“中国元素”。 所以中国元素,就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体系下的独有的“思维方法”和“语言表达方式”。中国化的《资本论》解读的要点有三:一是区分对象和研究对象,二是区分物和事,三是区分物的科学和事的科学。概言之,就是坚持以“事的科学”审查《资本论》的逻辑,真正做到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现代经济理论体系”为我所用,实现兼容并蓄。针对这一点,《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讲述“历史发生学”,《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讲述“系统发生学”,《资本论》第三卷研究讲述“现象发生学”,《资本论》第四卷研究讲述“认识发生学”。 [17]对称经济学是以对称哲学、五维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吸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最新成果,通过对现有世界上经济学三大流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扬弃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综合,建立起来的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经济学的史前史,奠定了新常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也奠定了新常态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确立了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 [3] [4] [6] [5] [1-2] [16]《对称经济学》是以对称哲学、五度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吸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最新成果,通过对现有世界上经济学三大流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扬弃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综合,建立起来的真正科学的中国经济学。 [3] 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萌芽运用到现代经济学中,是通过中国经济学研究体现出来的人类的一般经济学范式和特殊经济学范式的总称。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学范式是幸福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共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对称思维方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具体性、全面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所渗透的思维方式特征来看,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只能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与幸福经济学范式在思维方式上根本不兼容。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正好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代替一样,西方经济学范式被对称的、系统的、五度空间模式的中国经济学范式所代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学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4] [5] [1-2] [6-7] [16] 中国经济学可采用的定义 编辑 辞典1.经济就是生产或生活上的节约、节俭,前者包括节约资金、物质资料和劳动等,归根结底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即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社会所需要的成果。后者指个人或家庭在生活消费上精打细算,用消耗较少的消费品来满足最大的需要。总之,经济就是用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空间获取较大的成果或收益;《辞海》(1999年版)中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解释。泡沫经济:虚拟资本过度增长与相关交易持续膨胀日益脱离实物资本的增长和实业部门的成长,金融证券、地产价格飞涨,投机交易极为活跃的经济现象。泡沫经济寓于金融投机,造成社会经济的虚假繁荣,最后必定泡沫破灭,导致社会震荡,甚至灾害性的后果。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学家给经济学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但对经济的定义却比较模糊。他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自然是经济,经济这个最基本的概念是一个清晰自明的实体,对经济无须下定义,故一直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一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由此导致他们对经济学的定义也处于混乱状态。我们只能从其对经济学的定义中推测出经济的“定义”。财富说是一种年代最早、历史最长,持有人数最多的经济学对象理论。这是来自古希腊罗马学者的经济思想,而且在新古典经济学以前的多数经济学家都有这种对象理论。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通篇都是研究家庭财富及其增长问题。由于重商主义者对研究财富的热情,超过了他们的先辈,所以他们以财富为中心研究了财富的形式(金银)、产生(流通领域)和增长途径(开采金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对象也多为财富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著作中,把如何增加国家税收,如何增加国家财富作为研究对象,在他的《赋税论》中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的著名论断。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以及财富增长之道的。大卫-李嘉图遵循斯密的财富对象理论,也特别重视财富的分配问题,他把财富的分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也指出,政治经挤学是“阐明财富怎样生产、分配与消费”的科学。据此,他把政治经济学分成生产、分配和消费三大部分加以论述,创立了三分法。詹姆士·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纲要)中,继承和发挥了萨伊的三分法,提出了四分法对象论,即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研究财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原理。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反对者,在经济研究中始终将历史放到极端重要的地位,并且坚持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建立经崭学。十九世纪初亚当·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重目的:既求个人利益的极大满足,又使整个民族大家庭得以加强,并且后者是主要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提出了国家经济学与世界主义经济学相对立。他认为国家经济学是代表经济落后国家利益的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是落后国家的富强之道。世界主义经济学是代表经济上先进国家的利益的经济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世界经济。历史学派创始人罗雪尔指出,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论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诸规律的科学,经济学应与法律、国家、宗教等学科密切相关,并以他们为基础。希尔德布兰德声称,经济学应该产生一种文化史的经济史,并与历史的其他分支和统计学密切相关。新历史学派代表施穆勒进一步区分了国民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学,认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国民经济,国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的组织结构及其经济职能。美国制度学派把制度当作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动力,并以注重制度研究为根本特征。美国制度学者凡勃仑认为,经济学应该研究制度的起源、演变对相应社会经济关系的作用。康芒斯则直接把自己的著作取名为(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经济学是一种关于集体行动(风俗、家庭、公司、国家等)在控制个人行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理论。主观经济学派的先驱者马斯夏在(经济和谐)中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并解释说,“欲望、努力、满足,这就是经济观点中的人”。奥地利的门格尔则明确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他把经济学分为应用经济学、历史统计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他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为满足其欲望而展开其预筹活动的条件。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依然都把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杰文斯也指出,经济学为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济学是财富科学的说法遭到异议,研究人的定义难以自圆其说的情况下,综合了各种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经济学一方面是一种研究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部分。1932年,罗宾斯总结许多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概念的共同实质,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中,提出了一个经典性的经济学定义:“经济学是 门研究目的与具有可供选择的用途的稀少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科学”。这就说明了,经济学的产生就在于人类无尽的欲望与物品稀少性的矛盾。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中,也更为明确地显示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选择的科学。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也写道,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作出最终抉择的科学。宏观经济行为说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代表。凯恩斯革命以前的经济学多是分析微观经济行为.如研究单个消费品、个别市场或个别企业、个别行业的经济行为,多属微观经济学的内容。而凯恩斯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从微观经济行为分析转向宏观经济行为分析凯恩斯强调的是国民收入、总就业、总需求、总供给等总量研究,着重强调的“是整个经济体系,如何使该体系中之全部资源达到最适度就业”。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为弥补凯恩斯经济学只着重宏观经济分析,忽视微观经济分析的缺陷,当代一些经济学家,把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他们以稀缺法则为起点.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微观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因为资源是稀缺的.要对稀缺的资源配置;宏观经济学以资源利用为研究对象,因为在资源配置中会有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出现资源闲置或浪费问题,对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就需要国家干预。而资源配置和利用又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模式和方式,这就涉及到经济体制问题。当代不少经济学者主张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既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自由市场经济,又有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宏观控制的经济。综上所述,经济学的定义应该是研究在一定经济体制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学 该定义涉及四个问题:一是稀缺资源,这是经济学产生的基础和研究的出发点;二是资源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三是资源利用,属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四是经济体制,因为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涉及到经济体制问题。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陈述是:“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18] 总体看,以上可看成是对研究对象的内核结构的探索。与之契合的思路是对事的全体规定的研究:对象进到研究对象的研究,以及对与之相契合的对象规定的“如何来”、“为什么”及“是什么”的系统探究。它说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始终是生产关系,只是在这个前提下通过贯彻“事的科学”,研究对象的结构得以锁定。马克思的研究显示了一种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的工作原则。“逻辑”重归“历史”,直接升华了人类语言生产的主题。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个认识原则,对马克思而言,它统一了产品经济形态社会和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的逻辑,即“生产关系和依赖关系”和“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二者的不同规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描述:依赖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历史地互为补充的,并且,交换关系的发展其实是旨在造成一种人的依赖关系的发展的“普遍的基础”。这种深度的考察全面确立了唯物史观的语言生产标准,建立了它的恰当的理论外观形式,也就可能使认识完全为历史领域所覆盖。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断:政治经济学不过是对不同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进行研究,从而,在生产关系发展的地基上得以把握各种人类经济活动的交往形式——依赖关系的、非合作关系的和合作关系的。 [19]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重农学派都有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从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从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个社会分工学说,纵然旨在为他设想的奴隶主理想国提供理论根据,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轲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有关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指出了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即等价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但是他对追求货币财富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从公正原则出发持否定态度。19世纪末期,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演变,即更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论证,而不注重国家政策的分析,有些经济学家改变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9年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提出应当用“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认为单一词比双合词更为简单明确;去掉“政治”一词,也更符合于学科研究的对象和主旨。1890年A.马歇尔出版了他的《经济学原理》,从书名上改变了长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到20世纪,在西方国家,经济学这一名称就逐渐代替了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相应地出现和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提供了条件,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 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但是重商主义的研究只限于流通过程,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这时,封建制度还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W.配第和法国的P.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初发展到顶峰的同时,也开始着它的庸俗化过程。这反映了西欧产业革命初期阶级矛盾的特点。法国的J.-B.萨伊和英国的T.R.马尔萨斯是把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创始者。萨伊阉割劳动价值论,发展了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交换价值的庸俗观点;他还从效用价值论出发,转到生产费用论,进而建立“三位一体公式”的分配论。他还提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市场法则,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存在供求脱节和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马尔萨斯在将斯密学说庸俗化的同时,同李嘉图进行激烈论争,他抓住李嘉图在价值论上无法解决的难题进行抨击,并力图否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关于利润来源的学说。J.密尔和J.R.麦克库洛赫则以斯密和李嘉图的信徒面目出现,采用注释和通俗化的形式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加剧。工人运动的高涨和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传播,给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极大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经济学抛弃古典经济学的外衣或以古典经济学批判者的姿态,建立新的庸俗学派了。 中国经济学学术流派 编辑 历史学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F.李斯特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W.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随着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G.von施穆勒、A.瓦格纳(1835~1917)、L.布伦塔诺(1844~1931)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J.S.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他用渐进的观点分析经济现象;用力学的均衡概念和数学的增量概念分析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及其价格的决定;用主观心理动机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在静态、局部均衡分析的框框内引进时间因素等。他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这个理论体系的实质是在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抹煞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及其他许多矛盾。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批判地吸收资源配置的思想工具,可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北欧的以K·维克塞尔(1851~1926)为代表的瑞典学派。其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总之,广纳流派,多路发展,百川归海,中国政治经济学方可获得繁荣的春天。当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仍没有消散的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却又繁盛起来,这种教条主义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道路,也阻碍了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的盛行和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呼唤着中国的经济学革命,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现代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有机主义哲学和中国创造主义新文 化等是这种经济学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中国经济学革命不仅要完成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还要把一种新型的视野和高瞻远瞩的想像力引入到经济学之中,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经济学,也是中国经济学时代到来的先声。 [20] 中国经济学启示 编辑 在旧中国,王亚南“ 站在中国人立场” ,以“ 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 ,“ 有效的活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成了《中国经济原论》及其《续篇》。同时, 批判“ 混合经济制度论” ,强调指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必须确定某一经济成分为“代表” 和起主导作用,才能保证建设、发展的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强调革命胜利后,必须要有一个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物质技术基础的阶段。作为社会主义的过渡,要先走新民主义之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他的系列的以运用《资本论》为中心内容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空白。 [21]一是在熊彼特的基础上真正前进一步,跨越熊彼特意义的“实践三分法”,在历史的方法、范畴的方法的结合领域中一体化历史、理论、统计;二是在王亚南的基础上真正前进一步,跨越“中国经济原论”的狭义理解域,进入全面涵义的中国经济学建构域;三是最终达成在马克思的基础上真正前进一步,在系统的、实践的中国历史域内,深入研究中华“有限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阐发个别资本转化与具象为“社会总资本”的实践逻辑及其局限条件。卢卡奇已经敏锐地从理论上将上述不同关系明确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主要是正在产生的、为在社会中起作用而斗争的资本主义和已经统治着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区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从现实的方向上大大推进了这一结论,为之提供了认识可能性。中国经济学建构行动同样肩负着中华历史使命,担负着“中国梦”。在王亚南的原创性工作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建构命题吸引了两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集体及众多学者参与,经历了从“以价值观为取向的研究”到“以实践为取向的研究”的演变过程。从而,整体推进到“以历史和实践为复合取向的研究”的综合创新的发展行程中。其中有价值的研究线索包括:(1)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当代建构为中心,形成中国化的经济理论体系新概括;如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论、中国经济学体系论等。(2) 以社会主义现实经济学的实践生成为理论拓展基点,形成各种理论新论;如社会主义过渡经济学论、发展经济学论和转型经济学论,以及中国发展模式论、演化社会理论等。(3) 以理论经济学的“中国运用”为基调和根据,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概括和思想认识体系;如中国经济运行论、经济学的中国学派论等等。但是,客观上也存在诸多研究不足。主要体现于以下理论观点之上:(1) 消极无为的“悲观论”观点;(2) 空泛的“自主创新论”观点;(3) 绝对的“超越论”观点;(4) 盲目性“范式论”观点;(5) 单一性建构论”观点;(6) 庸俗性“辩证法工作主义”观点;(7) 极端性“去阶级化”观点;以及(8) “亲科学主义”或“泛科学主义”观点,等等。 [22]这表明,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分析开始。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居高而思,我们须得承认:迄今为止,人类对自身历史结构的内在了解,全靠《资本论》给其打下基础。一次次的理论对接与实践的接合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一个道理:“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 [23]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决定经济学的语言不能皆由数学产生。如果把经济学看作隶属于理科或自然学科意义的硬科学,那么其事不成,其行不正。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认真消化《资本论》,立足王亚南的工作地基,前进一步,彻底消除“四分主义法式”和“三位一体公式的模本”积淀良久的病疴与沉重影响,创出全新的理论道路来。这是长期化的过程,保卫《资本论》,建设中国经济学任重而道远。但如果据此悲观沉沦,说出一些自绝于《资本论》向前发展的话,那又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看不清人们“逃避”《资本论》的实质所在。一味地“解读”和“捍卫”,使《资本论》的精神早已失去颜色,空留下科学皮囊。一个不懂《道德经》、《史记》和《红楼梦》的中国人,称其“熟谙”《资本论》,如果不是专指对以英国为代表的16-19世纪欧洲史,特别是西欧发展史的了解这一点而言,那一定充分暴露出其对于历史作品和科学作品的工作统一性及其结合方式的“高度”无知。因为对他而言,《资本论》从来就是死的文本。这里不妨插入一句题外之语:怎样是对待《资本论》的正确的阅读方法呢?仿照蔡元培在红学研究里头说的话:“多歧为贵,不取苟同。”对《资本论》发表不同的理解意见,殊为可贵,却也要牢记历史真理最终只有一个的训导。华夏一统,是历史、思维、语言、文化养成了的大一统国度。《资本论》来到中国,委实与东方经济学不断深化之历史步伐同步。这以后,国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华语境中读懂和如何运用好这一伟大著作,尤其恰当领略埋藏其中的深邃性语言。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伴随了思想直接撞击的一次历史阅读,是一次气势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维对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实践是晚近的一个工作外显。通过善读、善用,达成《资本论》在中华体系内的“创造性转化”!在这一历史高地与思想制高点之下,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要保卫《资本论》,问题在于保卫什么以及如何保卫。扼要而言:中国政治经济学构建行动,即是以中国人的资格和遵照中国人阅读之习惯和用语之习惯对“经济学”的继承、改造和发展。中国经济学,——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简称,绝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在中国”,或者某个乃至于各个经济学分支和流派的“在中国”,就本质而言,其是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出脱而来的经济理论和工作体系。为此,我们必须对原创性的方法进行民族“寻根”,寻找民族内涵和工作逻辑。一句话,我们必须“回家、回历史、回中国”,寻找本土语言智慧和思维方式。 [24] 中国经济学方法论探索 编辑 基于中国应用视角的理论经济学方法论探索:既然《资本论》的逻辑与方法论规定是“发生学”——唯物主义发生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那么,应进而体会到“回到马克思” 的口号其实是伪的,因为,与马克思交会的真实性途径乃是通过历史和实践,绝不是文本本身。其指向于研究与言说“历史” ,旨在弘扬与推进对历史学发动“哥白尼革命” 意蕴之经济学建构道路,使范畴落实在批判原则之上,贯彻于历史规定性之中。但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对这种道路和理论实践行动进行了“逆转”,推行庸俗化的解释学与非批判的科学主义主张, 旨在相反将经济学沦落为特殊门类的自然科学。其理论工作特征是进行世界-社会认识预设构图全面玩弄解释学语言实践谋求自然科学主义最高形式和规范是数学主义规划。由于存在种种问题,——就中国而言,主要集中在思维与语言工作体式出现“错位” 之上,马克思之后的研究努力未能有效实现“反逆转”。真正的出路即在于实现“重构政治经济学” 意蕴的经济学建构。在此基础上,可提出历史和实践化构造的工作原则与主张, 以免除中国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重新锁入“解释学困境” 危局之可能。首先, 应继续坚持历史科学基础上的实践建构之路。其次,需要确实为此而防止研究中以“科学化” 之名, 行“去历史化” 理论实质之企图。归根结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践构造活动之路,归根结底,旨在冲破资产阶级科学主义思维束缚之牢笼,而又始终能够在于最终解除解释学语言束缚之牢笼。 [25]要点是根据中国经济变革和现代化的需要,建构规定中国经济矛盾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其中,方法论的探讨是基本和关键。这里介绍的研究是作者二十多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的继续,在明确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主义、主题、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专注方法论的探讨,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尝试建构其体系。 [26] 《资本论》的科学方法论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是可发展的,而且在于它首先是完全通过内部结构调整——作为科学范式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实现向实践、历史开放的发展体系。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构建,也就由于它实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而应该被科学规定为: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统一,并且,它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实践的深入发展,获得更加丰富的理论的具体实现形式。 [27]可见,经济学方法论非在民族工作内涵之外,而在其内成长;没有民族的,也就没有世界的。同样,这里面也要有历史深度。盖言方法论,就是对象→研究对象的方法、逻辑和认识。因而,它从民族起步,而又历史和阶级,而又世界和科学。就中国人的见地而言,学科和科学不仅不相同,而且后者仅是列在前者当中的一个构件。只此而论,与中国意义的唯物主义一同成长的规定是学科(即研究规定),而不是直接的科学。我们可以识别出三种研究活动的基本类型:自然学科、社会学科、道德学科,分表求“对”和“错”、求“真”和“假”、求“美”和“丑”。前一学科活动的科学性最强,余者次之,阶级性和道德性则增强;中者的阶级性最为显著;后一学科活动针对于“自然”及“社会”的实现,道德性最为显著(我们用“道德”一词表达“道”和“德”结合关系的实现)。隔开诸类型学科规定的是对象的属性。故我们只能以物质工艺和智识的活动来达到对“对”和“错”的探求——所谓的自然科学,以价值判断和逻辑的活动来达到对“真”和“假”的探求——所谓的社会科学,而以艺术感受和人文的活动来对待“美”和“丑”的问题——所谓的道德、艺术、伦理的活动等等。要之,对真假问题的探索与求对错问题的一个显著不同的地方即在于:求真;这其实是价值判断过程。西方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作为前提假设和工作出发点,固然是“假”(对商人圈层或市民社会的初级发展状况而言是真实,对人类历史一般而论则实属伪命题),却一味地如此宣称,盖言价值判断也;与此同时,马克思经济学以阶级性作为立场,所鲜明化者,亦不过是人类史前时期发展的“真问题”而已。唯物主义串联三个不同的学科,可谓相生相克、彼此制约,作为实现自身的道路。但没有固定路线可供遵循,它们在发展上的且依存且对立,乃是常态。故此,科学、阶级、道德不能说在学科活动之外各自孤设,而宁可说全部落在学科活动之内,以至于它们的结合既是学科活动的内容,也必然是统一表现形式本身。 [28]这告诉我们,经济学方法论归根结底是说明研究工作的思想根据的,就这一点而言,它并非“中性”的。因此,人们对于马克思的误解在这里就成为一个认识缩影。“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是对马克思的科学能力的一种不公正的看法。他在一生中保持着早年的爱好。他喜欢某种形式的类推法,这可以在他和黑格尔的争辩中找到。他喜欢证明自己是个黑格尔主义者并引用黑格尔的语句。但仅此而已。他从未将实证科学引入形而上学的歧途。”熊彼特正确说明了马克思的工作性质以及“经济学方法论”的性质和宏旨:“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为完成他的使命运用了一个武器,这就是掌握和支配广泛的有关历史和现实的资料。” [29]subMsg: 您好,该词条内容已较丰富,现仅对百科等级达到四级且通过率达到85%的科友开放编辑。当您通过努力达到以上要求,就可以参与编辑该词条了。参加成长任务,更快掌握百科编辑技巧,加速升级!subMsg: 您好,该词条内容已较丰富,现仅对百科等级达到六级且通过率达到85%的科友开放编辑。当您通过努力达到以上要求,就可以参与编辑该词条了。参加成长任务,更快掌握百科编辑技巧,加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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